近水楼台
来源:    发布时间: 2020-02-01 13:27    次浏览   >

新中国成立后,从1951年出版的《北京市电话号簿》开始,号簿在原来的按首字汉字笔画顺序检索方式的基础上,加入了行业分类检索法,将营业性质相同的放在一处,按官署、司法、学校、工会、商团等60多种行业分类。这种分类检索法既为当时电话用户提供了极大的方便,也勾画了一幅上世纪五十年代北京的百业图谱。

到了1958年,《北京电话号簿》封二大幅彩印“三面红旗”,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。再到1965年,北京城里成立了几十个“城市人民公社”,当时的《北京市电话号簿》上“住宅”私人电话则进一步减少到只有三页,而且不列用户地址。

《1985年北京市电话号簿》比1980年厚了一倍,除了大量彩页广告,又记录了“住宅”私人电话,虽然少得只有约230户,但算是恢复了老号簿的全部功能。

现在的社会名流,很重视隐私,轻易不会泄露自己的电话号码。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,正好相反。那时,拥有私人电话是身份的象征,各家的号码都公开登出来,毫不避讳。

在北京通信电信博物馆里,有本印有《宣统三年正月刊》的老号簿手抄本,这本1911年出版的电话簿,原件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据专家考证,这是已知最早的公开出版的北京电话号簿,距今已有104年之久。

这本老号簿里光“汽车行”的电话就有四五十个,有的汽车行竟然已打出醒目的广告写着“租赁结婚彩车”,可见当时百业复苏。

改革开放后,进入市场经济时代,电话号簿最大的变化是恢复了几十年来久违的商业广告。1980年,《北京市电话号簿》的大量彩色广告,充满了摆脱计划经济的色彩。

1999年10月,本市向市民免费发放百万电信黄页,这是国际上对于“商业电话号簿”的习惯称谓。当时,街头巷尾,人们争相领取,“黄页”的概念一下子普及到了千家万户,老号簿则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。

如今,这本老号簿,页片已脆化。博物馆通过现代技术,将它原样投影放大成电子书。100多年前,当时北京城内只有两个电话局:位于灯市口的东局和琉璃厂的南局。前者服务内城,伺候衙门、王府;后者服务外城,对象多是商号或个人。翻开南局号簿,里面有大量商号、金店、票号、车站、饭店、住宅的电话,著名的老字号如荣宝斋、清秘阁、瑞蚨祥等赫然在目。

十年之后,紫禁城里的末代皇帝溥仪,才用上电话。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,显然没有这个西洋新玩意儿更能吸引少年逊帝的注意。老号码簿旁,博物馆原样复制了溥仪的专用电话机。史料记载,他常用这部电话搞恶作剧:给当时大红大紫的京剧武生杨小楼打电话,学人家的念白,不等回音就挂断;冒充某宅给东兴楼拨电话订了桌酒席,让人家送上门……

在1936年的《北平电话号簿》上,住宅电话已经大量增多,其中不乏社会名流,如余叔岩(椿树头条4号,南局1566)、马连良(翟家口豆腐巷7号,分局1466)、胡适之(米粮库4号,东局2511)、陈寅恪(平则门大街姚家胡同3号,西局568)、梁思成(北总布胡同3号,东局1202)等等,另外,当时清华大学87位教授的个人分机号,都刊登在内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《1967年北京市部分电话号簿》只有小人书大小,基本属于临时性号簿。至1976年,又印发了《1976年北京市电话号簿》恢复至正常大小,首页刊出了毛主席的“人民邮电”题词。

当年,能在北京安装私人电话的平民并不多,一页页翻过去,发现演艺名流占据不少,比如:王瑶卿、朱幼芬、王蕙芳、张晓山等。前三位是清末民初的京剧名角,后一位开了著名票房。

其后一本1944年的《北京电话番号簿》,是北平沦陷期间出版印刷的。前半部分是汉字号簿,后半部分则是日文号簿。让人心惊的是,封面上赫然印着一把刺刀,显示出明显的时代特征,扉页上还用四色印刷出当时的电话覆盖区域。最可耻的是,这本号码簿上,从北平打到东京的电话,竟被日方说成是“国内长途”。狼子野心,昭然若揭。

到了1948年的《北平电话号簿》,可以看到内页中有的电话单位和号码的字号特别大,很是显眼。工作人员介绍说,这也是一种广告效果,需要支付一定的广告费才能使用大号字。

北京号码簿一度两年出一本,逢单数年出版。上世纪九十年代正值电话大发展的时代,电话不断地增加,电话号码往往三个月就会有变化,所以在每两年出版一本号簿期间,还出过作为原号簿的一个补充本的变更号簿。在1996年北京电话升8位这个重要年份,还专门为此特别出了一本电话号簿。直到2002年之后,北京电话号簿才正式改为每年出版一册。

北京最早的电话号码从“1”开始顺序往后排。南局号码“1”到“6”是内部使用,从“7”号开始变为民用。南局“7”号是北京五城学堂(现在北师大附中的前身)的电话号码。因为当时的北京电话局跟五城学堂是邻居,近水楼台,学堂得以占了先。